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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的探勘和开发投资数额大、周期长、见效慢，开发周期可能长达十年以上，在这期间除了遇到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外，也可能会因为政府出台新产业政策，导致合同履行争议高发。我国《民法典》对情势变更原则进行了重大修改，本文将着眼于矿业开发纠纷情事变更原则的应用，从现有法规范、学理以及最高院在不同种类纠纷中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运用入手，梳理各级法院对矿业纠纷中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情况，以总结矿业开发纠纷中情势变更原则的裁判思路。

在《民法典》正式颁布前，情事变更规则原本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进行规范。该条本着严格区分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立法目的进行规范，但是由于两者的划分标准过于硬性僵化，忽视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履行困难的情形以及情事变更规则侵占了合同履行不能领域，使得在司法实务中两者的适用现象比较混乱。

由于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实际上并非泾渭分明，不可抗力因素实质上可以引起情事变更规则的发生但两者却在法律效果上明显不同，例如:前者的法律效果为司法解除权后者则为法定解除权，故两种原则仍须予以区分。《民法典》第533条也体现出立法态度的转变。《民法典》在第533条规定了合同的情势变更制度，延续并发展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的规则，其主要包含以下变化：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对于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规则的界分，学界已有两种主流学说。

然而，另有少数学说认为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的界分应以功能性的角度作为标准。此学说认为，不可抗力原则的是为了避免合同陷入应当履行却无法履行的僵局，其具体表现为:一为免责，二为解除，即透过解除合同消灭合同的原给付关系，再运用因果关系的否认免除违约损害赔偿的次给付关系。然而，情势变更原则是为了解决合同的原给付义务若继续履行会产生显失公平的情况，故情势变更原则的功能为变更与解除。情势变更的第一次效力不仅体现在阻却合同实现的中止履行抗辩权上，还体现在调整合同内容的次给付请求权上。当行使中止履行抗辩权和变更合同的次给付请求权不足以实现公平结果时，将发生情势变更的第二次效力即解除合同。至于解除合同后不免会导致相对人损失，基于诚信和公平原则，应当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进行当事人均分或由债务人补偿。这种补偿或损害均分，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违约损害赔偿的特殊次给付义务[5]。

卡尔·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一书提出，概念与类型的两种思维方式[6]。概念系以详尽的描述特征进行归类，概念的特征是固定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事物都具有固定特征，有些事物在程度方面有强有弱。类型是一种不确定的概念，一般具有层级性、边界的不明确性和组成分子的不固定性三个特征。笔者认为《民法典》第533条，实际上是采用类型化的方式对情势变更原则进行界定，利用情势变更原则与商业风险的区分以及情势变更原则须达到显失公平的程度，来弥补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现在生活现象、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因此，在实际运用情势变更原则须具体个案判断，并辅以不可抗力的概念进行衔街。

实习律师郭韦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