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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期办理的多起刑事案件均涉及公安机关委托当地发改委（局）即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通过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笔者对公诉机关提交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质证进行了小结，与大家进行交流、探讨。

通过裁判文书网查询，近五年，人民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涉及到价格认定结论书的案件为288,705件，约占人民法院全部一审刑事案件的9%。从数据来看，办理刑事案件遇到这种情况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经检索，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碍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国防利益、贪污贿赂、渎职等领域的115项罪名常出现价格主管部门做出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做为刑辩律师，对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质证，显得尤为重要。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根据证据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证据是定罪的关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了证据的八大种类，分别是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被害人陈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8.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了解定罪依靠证据以及刑事案件证据种类，为有效对价格认定结论书质证打下基础。

价格认定结论书显然不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物证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痕迹。其特点是以物品的外部特征、物质属性以及它所处的位置，来反映一定的案件事实。比如：杀人使用的作案刀具、棍棒等。价格认定结论书也不是物证。

书证是指在案件发生时以纸面材料形成的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证据。是能够根据其表达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是伴随着案件事实的发生而产生的，书证所反映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往往是案件事实的一部或全部，它同案件事实直接是一种重合关系。比如：犯罪过程中形成的日记、诈骗犯罪中的合同等材料。因此，价格认定结论书不宜认定为书证。

价格认定结论书最易与鉴定意见相混淆，但事实上价格认定结论书亦不是鉴定意见。其一，价格主管部门不是法定的司法鉴定机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32号）有关规定，价格认定机构未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管理，不属于司法鉴定机构；其二，价格认定结论书是认定人进行思维和认知活动后形成的主观认识记录。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价格认定规定》【发改价格(2015)2251号】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印发的《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相关规定，价格认定，是指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价格认定机构对纪检监察、司法、行政工作中所涉及的，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有偿服务进行价格确认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物价局关于涉案财产价格认定的会议纪要》已明确：“价格认定结论书”不是鉴定意见。

综上，价格认定结论书不是《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证据类型。

为解决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证据属性存在争议的问题，高检院ag真人国际官网政策研究室在与国家发改委、最高法院沟通中，目前较为倾向将其视为“准鉴定意见”。最高法院也认同了高检院专家组的意见，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条进行了相应规定，即因无鉴定机构，或者根据ag真人国际官网、司法解释的规定，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前款规定的报告的审查与认定，参照适用“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的有关规定。

至此，司法实践中，对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证据属性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属于“准鉴定意见”，人民法院审查与认定价格认定结论书时，参照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的有关规定。

了解了刑事案件证据的种类，价格认定结论书的证据属性以及人民法院对价格认定结论书审查与认定的规定，有助于辩护律师发表有效的质证意见。在查阅侦查卷宗时，依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章第五节“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的相关规定从以下角度审视价格认定结论书。实践中，价格认定机构并未按照《刑事诉讼法》对鉴定意见的要求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这给辩护律师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没有认定人员的签字，仅有价格认定机构的盖章。认定机构和认定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较为少见，因为《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条针对的就是无鉴定机构的情况。但是，在一些特殊行业和领域，容易出现认定机构无资质、超越认定范围、认定人员无资质的情况。比如：对一些珍稀动物价值的鉴定，就需要满足国家规定相关的资质。

对认定程序的审查主要是看鉴定人员是否有违反回避的情形，价格认定结论书是否送达，认定的基准日是否与案发时间一致，认定机构是否有合法授权，认定人员人数和认定的过程是否合法合规，认定机构是否按《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的要求进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