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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竞争规制和竞争合规管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请见后续文章。

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发展过程中，会发生不正当竞争、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是对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我国竞争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保护竞争、维护公平竞争是竞争政策目标。市场主体竞争合规的主要内容包括垄断协议合规、经营者集中合规、市场支配地位合规、行政垄断经营者合规、反不正当竞争合规。企业竞争合规管理体系包括竞争合规组织领导、竞争合规管理制度、竞争合规运行等等。

亚当斯密《国富论》主张自由竞争，认为通过自由竞争，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参与，各种资源得以有效利用，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对市场资源实现平衡，是市场经济理想状态。与自由竞争相适应，制度上强调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得到彻底的贯彻，竞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但由于市场的不完美性，在竞争中也产生企业并购过度集中、价格垄断、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等诸多不公平竞争，通过市场调节已经没有可能，或者说周期太长，社会成本太高。过度竞争的结果是走向排斥竞争、限制竞争，反过来制约竞争，破坏竞争。马克思《资本论》指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走向垄断。各种反竞争行为构成了自由竞争的严重威胁，动摇了自由竞争存在的市场基础。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法》 即《保护贸易与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侵害法》，宣布一切以托拉斯及其他形式组成的企业合并或营业行为违法，以消除和禁止因自由竞争引发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以及垄断行为等反竞争行为。《谢尔曼法》 宣告了规制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竞争规制开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平是法治的根本要义，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根本原则。国家竞争政策的目标是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维护公平竞争。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我国制定了“竞争十条”[1]。我国ag真人国际官网政策上首次承认了“竞争”的合法地位，明确规定“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和“保护竞争的开展”。竞争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机制。发挥竞争机制，保护公平竞争，政府必须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方面的立法，加强对市场竞争活动的规制，查处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1993年我国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2007年制定《反垄断法》。第一条强调立法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因此，保护竞争、维护公平竞争，一直是我国竞争政策价值取向，是竞争规制的价值目标。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2016年6月1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

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经梳理规定了七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分别是混淆行为、贿赂行为、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违规有奖销售、商业诋毁、网络不正当竞争。特别是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指近年来出现的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现象。

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设副部级国家反垄断局。反垄断立法、执法与司法齐头并进，全面推动企业竞争合规从被动向主动转变。2022年6月24日通过《反垄断法修正案》。2022年8月1日正式施行。新修订反垄断法大大提高了违法成本，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规制、行政垄断进行了完善，尤其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明确提出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

两法是相互关联的 , 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 只不过采用的方式不同 , 前者通过防止竞争排除、竞争限制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维护竞争的自由 , 后者迫使所有市场参与者依照相同的规则较量, 保证竞争的公平性。

竞争规制的法益需与产业法保护保持协调。产业法正是指国家为了引导和规范某种产业的发展，推动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所实施的一系列干预产业发展的政策和ag真人国际官网规范。我国目前是转型期社会，处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政府通过产业法上的各类激励或管制措施强行干预市场不可避免。产业法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式的直接干预，直接渗透和反映国家的产业意志、产业理性。竞争规制则是倾向于以消极、中立的态度干预市场，通过恢复市场竞争机制、排除阻碍竞争、限制竞争，间接地实现对市场失灵问题的干预。两者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潜在冲突和矛盾[6]。在竞争政策、竞争法处于基础性地位的背景下，新修订《反垄断法》明确加强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并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写入反垄断法，全面规范政府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当然，有关农业、农村在农产品经营活动中的产业联合或协同行为，不在《反垄断》适用范围。

竞争规制需要厘清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既交叉又并行。交叉在于知识产权具有合法垄断的属性。但是，知识产权滥用时也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可能，需要竞争规制。并行在于，知识产权法益在于知识产权权的归属，从知识产权权属的角度保护知识产权，对侵权行为进行制裁。而竞争规制是从公平竞争、自由竞争的角度，在知识产权使用过程中实现保护和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对相关知识产权从禁止混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进行保护。而《反垄断法》则明确规定依法行使知识产权不适用。两者是平行的。但是知识产权的行使有可能背离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排除、限制竞争，阻碍创新。所以，《反垄断法》同时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时，适用本法。具体如何界定知识产权滥用，2005年4月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2020年10月23日修订）指出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价格垄断行为除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2019年1月4日），也指出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不是一种独立的垄断行为。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或者从事相关行为时，达成或者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实施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可能构成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知识产权滥用的竞争规制着眼于垄断协议、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等竞争规制对象。